杂忆录

夏目漱石（1867—1916年），本名金之助，是日本著名小说家、评论家。代表作有《我是猫》《哥儿》、《心》等，有“国民大作家”的美誉。夏目漱石在日本家喻户晓，其肖像被1984-2004年间的日本一千日元纸币采为头像图案。夏目漱石的理想是一种尊重道义的个人主义，由此，他对当时的日本社会持批判态度。同时，在作品中，深入探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杂忆录》这个集子里收入了夏目漱石的小说《趣味的遗传》（一九〇六年）、散文《杂忆录》（一九一一年）、怀念文章《基布勒先生》（一九一二年）、《战争造成的差错》（一九一四年）。

《杂忆录》是夏目漱石晚期的长篇散文作品。1911年，夏目漱石患重疾，在修缮寺养病，又几近生死关头。恢复后，他细致地记录了期间发生和思考的一切。他说，疾病固然使其痛苦，但远离现实世界，他的心却飞跃到了本应有的自由当中。本书还附录了他的小说《趣味的遗传》和数篇散文。《趣味的遗传》以日俄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奇异的感情遭遇，也渗透着作者对于战争的厌弃。

目录 译本序 杂忆录 趣味的遗传 基布勒先生 基布勒先生的告别 战争造成的差错 夏目漱石传略 序言 凡是谈到夏目漱石的生涯的人，必然会讲起所谓“博士问题”这一事件。那是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漱石满四十四岁时发生的事。日本文部省根据天皇的敕令所规定的学位条令决定授予漱石文学博士的学位证书，他却谢绝，没有接受。同时被授予博士学位的还有作家幸田露伴(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七年)和小说家森鸥外(一八六二至一九二二年)，他们都欣然接受了。他是这么解释的：“从政府看来，博士制度作为奖励学问的工具，肯定是有效的。然而，倘若从而养成一种举国的学者全都为了当上博士而做学问的风气，或者带着让人觉得是如此的极端的倾向来行动，从国家看来弊端也很多，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不认为非废除博士制度不可。然而，假如给予博士的价值高到让世人觉得不是博士就不成其为学者，学问就成了少数博士的专有物，仅有的几个学者型的贵族掌握了全部做学问的权利，同时，没被选上的其他人就完全被一般人忽略，其结果，讨厌的弊病不断发生，这一点是我由衷地忧虑的。” 他又说：“我只加上这么一句，我之所以谢绝博士学位，彻头彻尾是主义的问题。” 漱石在这里所说的“主义”，指的是什么呢?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学习院①做了一次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热情地谈到个人主义。关于谢绝学位，他说：“直到今天，我是作为平凡的夏目某而处世的，并且希望今后也只想作为夏目某而生活下去，所以不想接受博士学位。” 日本文艺评论家佐古纯一郎写道：“漱石是这样表达谢绝学位的感受的。再也没有比这里所说的‘只想作为夏目某而生活下去’一语更能表达漱石思想面目的了。这里指的是个性的自由发展。漱石说：‘个性的发展又跟你们的幸福有着很大关系，只要不影响到其他方面，无论如何也应该有我看左边、你看右边亦无妨这个程度的自由，自己把握，也得赋予别人。这就是我所说的个人主义。”’ 文摘 好不容易又回到医院来了。忆起在这里度过酷热的朝夕，那已经是三个月前了。在那些日子里，从二楼的房檐伸出六尺多的长苇帘子以遮日，把热得厉害的廊子弄暗一些。这个走廊上摆着的是公所赠送的盆栽枫树，人们探望我时带来的草花等，既消遣，又解除暑热。看得见对面那座高高的旅馆的晒台上，出现了两个赤条条的男人，我看到他们完全没把这么毒的阳光当回事儿，忽而冒着险走过栏杆，忽而故意仰卧在细长的横木上。我曾经羡慕他们闹着玩儿的那付样子，巴望自己什么时候也再有一次那样魁梧的体格。如今，一切都化为过去。那是再也不会出现于眼前这含糊的一点上，像幻梦般无常的过去。 出院时的我，有按照医生的劝告转地疗养的精神准备。然而，我没想到会在转移的地方再度患病，躺着回到东京来。我更没料到，回东京后没有马上进自己家的门，却又用担架，被抬入目前的医院。 回来的那天，出发的修善寺下着雨，抵达的东京也在下雨。我在人们的帮助下，下了火车，特地来迎接的那些人的脸，连一半儿也没看到。只能够对其中两三个人点头致意。我还未能尽情地跟人打招呼，就早已被横放在担架上啦。为了防黄昏时分的雨，把桐油浇在担架上。我觉得让自己睡在坑底儿似的，时而在黑暗中睁开眼睛，闻见了桐油的气味，听见了雨打桐油声，以及好像照管担架的人那轻微、断断续续的声音。然而，什么也没映入眼帘。在火车里，为了我，森成先生把一大枝野菊花插在枕边的布制提包里，在下车的混杂中，恐怕已折了。 担架上 桐油纸①下， 不见野菊。 这是后来把当时的情景缩短成十七个字的。我躺在这个担架上，被抬到医院的二楼，在三个月前亲近过的白色的床上，安详地舒展开消瘦的手脚。那是个雨声很多的寂静的夜晚。我的病房所在的那一栋，只有三四个病人，人声自然也经常杜绝，秋天反而比修善寺还静悄悄的。 这个安静的傍晚，我舒适地在白色的毛毯里度过了两个钟头左右，这时接到护士送来的两封电报。打开一封看了，写着：“祝贺平安归京”。而且发电报的是在满洲的中村是公。打开另外一封，还是祝贺平安归京，跟前一封一个字也不差。尽管平凡，我觉得这个巧合蛮有意思，边瞧边想，是谁打来的呢?并看了看发电报者的名字。但是，只写着□，全然不得要领。不过，是从名古屋的电报局打的，好容易才猜测出来。所谓□，是把铃木祯次和铃木时子的首字编在一起的，即妻子的妹妹与妹夫。我把两封电报摞起来，决定一见到明天早晨理应来的妻子的脸，就先谈此事。 病房里的草席也发青，隔扇也重新糊过，墙壁也刚刚新涂了一遍，一切都整洁得使人觉得舒畅，洁净到使我立即想起杉木副院长再次到修善寺来诊察时，给我妻子留下的话：换好草席面，恭候着。自从他许诺的那天起，屈指一算，已经是第十六七天了。发青的草席等人，恐怕也颇久啦。 思念意绵绵， 几夜蟋蟀鸣． 从那个晚上起，我决定暂时把这个医院当成第二个家了。 回到医院的十一日晚上，我问前来查病房的后藤大夫，近来院长的病怎么样了，他回答说，啊，曾经相当好，可是最近天气有点儿冷了，所以……，我就关照道，见到院长的时候，请代我致意。当天晚上什么都没理会，就睡了。次日早晨，妻子来了，刚一在我的枕畔坐下，就说，一直瞒着你来着，老实说，长与先生已经在上月五日去世啦。我已拜托东先生代表你参加葬礼。病情是八月底恶化的，恰好是你病危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