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书话

黄裳解放前在大学里学的是电机专业。毕业后先后做过翻译和《文汇报》记者。20世纪40年代，黄裳的文章即已受到巴金、叶圣陶等人的赏识和关注，他的第一本书《锦帆集》就曾收入巴金编的“中华文艺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1949年以后，黄裳更多的是以藏书家名世。他的收藏以明清易代之际的野史、笔记为专，其中不乏稀世的孤本。其庋藏之富，堪与阿英、郑振铎这些当代藏书大家比肩。“文革”中被查抄的黄裳藏书装满了好几辆卡车，据说，其中一些珍品被觊觎已久的康生所窃夺。“文革”后，黄裳先生文思泉涌，出了包括《榆下说书》、《珠还记幸》、《翠墨集》、《银鱼集》等十几种集子，还在《读书》上开了《书林一枝》专栏。

黄裳的文章丰富而驳杂，既有杂家的广度，又有专家的深度。不过，作为一个个性色彩极为鲜明的文章大家，在读书界广受欢迎的，还要算是他那况味隽永、笔致练达的书话和以美文笔法写成，兼具史论色彩的文史随笔。 许是大半辈子浸淫其中的缘故，黄裳于“书道”中寄注的精力、情怀都非寻常人能比，而个中甘苦，更非局外人所能充分体会和理解。这中间，既有“如同占领了整个世界”的大喜过望，又有“如后主失却南唐”、“挥泪对宫娥”的无奈和失落的悲哀。读黄裳的书话，每每让人体味到前辈学人对书的一腔痴情，这在书香之气日见稀薄，读书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已几近广陵绝响。黄裳书话的另一重特色，就是那掩抑不住更又挥之不去的书卷气。自然，这书卷气不是靠“掉书袋子”硬充进文章里的，而是丰厚的学养和书呆子特有的“痴气”的一种自然流露。也正是因了这种“自然流露”，才使得一篇篇看似不起眼的小文章，别具一种高远的气象和雍容的风度，十足大家风范。我想，也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称得上是书话；也只有这些寄情于文化山水的“苦旅者”，才能写好书话。 较之书话，那些言及明清易代之际家国变幻、人事更迭、民族冲突的文史随笔，似乎更能见出黄裳的襟怀、才情和爱憎。黄裳关于治史，有自己的独到之见，那就是以一斑窥全豹，通过摄取、解剖三几个关联朝野的焦点式人物，来折射时代的风云变幻――至少是反映特定时代的一个侧面。于是便有了《关于柳如是》、《陈圆圆》、《关于吴梅村》这样情理兼备的好文章。黄裳的这类文章，不同于一般历史学家的专门著作，即所谓正史。他往往能突破旧史家的樊篱，将正史、野史、笔记、当事人的诗文等，相互参证比较，努力发掘尘封在岁月深处的史实真相，并以此来把握中国历史、文化流变的脉络。加之他有藏书优势，材料自然比一般人丰富“鲜活”得多――这些东西一经他梳理考证，妙笔点染，感性和知性、情趣和理趣、史事和诗情、人情风物和文史掌故、清谈娓娓和雄辩滔滔即浑然成为一体，可谓文、质并胜，既见山又见水。这样的文章读来真是意趣盎然，如沐春风。而他于史、事、人、情方面的见解和洞察力，更非寻常史家可比。 黄裳虽然是一位在古书中寻梦的“古典”文人，但他的思想并不“线装”，其文章的内在气质更是秉承了鲁迅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