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性阅读，阳性写作

黄昱宁，一九七五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现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编审。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迄今已十四年，译著逾百万字，包括《在切瑟尔海滩上》、《庭院中的女人》、《崩溃》、《小不列颠札记》、《捕鼠器》等；曾在《万象》、《书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海壹周》等报刊上发表五十多万字的文化随笔及微型小说，著有随笔集《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一个人的城堡》、《梦见舒伯特的狗》等。

《阴性阅读 阳性写作》内容简介：渐渐地，连女人自己也开始相信，她们的句子是流出而不是吼出的，它们理该是缺乏肌肉力度的，理该是精致而匮乏有效营养成分的，理该是斜体的，理该在突然提高音量时变得刺耳。女性写作者承受的“危险”，不只是制度、阶级、经济、历史之类的抽象概念，不只是比男作家高得多的自杀率，而是所有这些因素和现象合成之后掰碎了弥漫在生活细节里的——它们迫使你在下笔时总怀疑有没有忠实于自己的声音，总在怀疑你的风格是否不够女性化或者太过女性化。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女权主义几乎未到鼎盛就开始走向声嘶力竭、理屈词穷。到最后，该呐喊的都呐喊过了，想论证的论证不了，或许我们可以借来狡猾地抵挡一阵的只有那种玩世不恭的的隐喻：阳性写作之于阴性阅读，正是秉承了两性关系的施受传统。坚硬的鹅毛笔在柔软的纸面(在《危险的关系》里，纸更是直接置换成了曼妙的女人的臀部)上自如挥洒，就是这种隐喻的最直观的写照。 如果你既是女性又是作家，如此性别和职业的组合是否自动成为女性主义者，而这又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表示你书里不可以出现任何好男人，尽管你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挖掘到一两个？如果你真的勇敢承认自己是那种用F开头的女人，这种自我分类又该对你的穿着打扮造成何种影响(乔治-桑的礼帽和燕尾服闪过)?就算你不是严格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紧张的评论家是否仍会抨击你是女性主义者，只因为你代表了“写作的女人”这种可疑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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