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

刘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韩愈研究会理事。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至2007年，受中美富布莱特项目资助，任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韩国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近年关注中唐古文与儒学转型、文章学与思想史、经学史的联系。 著有《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2002年）、《王维孟浩然诗选评》（2002年）、《春秋左传学史稿》（合著，1992年），发表论文《“务去陈言”与“归本大中”：韩柳古文明道方式的差异》、《属辞比事：判例法与〈春秋〉义例学》、《毛诗诗教观与思孟学派的思想联系》等五十余篇；主编《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合编，2007年），译有《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Peter K. Bol，2001年） 。

汉语思想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经学传统中的注疏、经义、语录，子学传统中的论著体，文章学传统中的论、议等说理议论文体，都是重要的思想文体。这三大文体传统各有其形成渊源、形式特点，彼此交融互涉，共同建构了汉语思想的传统表达方式。 近代以来，汉语思想的表达传统，面对外来冲击，发生巨大转变，西学思想表达的论著体式，进入中国，并逐渐取得支配性的地位，严复、胡适、梁启超等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将详细分析这一过程，并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由论著体简单取代注疏体的过程，而是西学论著体式与汉语三大思想文体传统发生了复杂的冲突与交融。今日所谓“汉话胡说”之“胡说”的独特面貌，与这个交融的过程有密切的联系。 到20世纪以后，思想史上的“怎样说”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思想的内容与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之间同样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中国学界对汉语思想“怎样说”的问题，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揭示汉语思想表达的文体传统，从文体的角度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汉说”究竟意味着怎样的一整套丰富的表达方式。显然，重新认识汉语思想表达形式的独特内涵，对于今天国人的“思”与“言”意义重大。

引言 一、汉唐子学“论著” 1，“述说”与“辨析”：《荀子》专论之特色 2，《韩非子》与《荀子》专论之异同 3，子学“论著”的形成与《荀子》的影响 4，子学“论著”的衰落：荀学、述圣及其转变 二、 “论”体文的形成与演变 1，“论”体溯源：与传、记、策、辩的联系与区别 2、八代“论”体文的繁荣 3，“论”在中唐的转型 三、文体互动：经与子、注经与著论 1，西汉经学文体与子学“论著”的消长 2，玄学的表达：注经与著论 四、宋代：“拟圣”与理学文体 1，唐代古文作者与宋代思想文体形式的先导 2，理学文体的选择：语录、札记大兴与“论”之式微 3，“拟圣”与理学文体 五、思想文体形式的近代转型 1, 子学与西学：严复的翻译 2, 传统与现代：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著述格局之差异 3, 近代学术体制与思想文体的转型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