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社会

1985年的《公众理解科学》报告，赋予科学传播以合法的地位并动员科学共同体身体力行。而2OOO年的《科学与社会》报告，必定为关于科学及其对个体与社会之影响的全面、坦率、内容广泛的公开对话、讨论和辩论扫清道路。 ——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 　　本报告指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1）在科学家与公众之间需要创建一种新型文化；（2）应当关注公众的价值观和态度；（3）科学界提交给政府的建议，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公众信任危机；（4）与科学有关的所有顾问与决策团体都需要采取开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5）科学家和传媒彼此需要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英国政府同意，这些都是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重要主题，不仅需要政府也需要整个科学共同体为之努力。 ——摘自英国政府对《科学与社会》报告的回应 　　《科学与社会》比《公众理解科学》的标题拥有更广泛的吸引力，因为它蕴含了《公众理解科学》所不具有的对话方式。体现在《科学与社会》报告中的洞见、反映了来自杜兰特（John Durant）教授和温内（Brian Wynne）教授的影响。 ——伊恩·哈格莱沃斯（lan Hargreaves）和加利特·弗格森（Galit Ferguson） ——摘自报告《谁误解谁》 　　科学传播的民主模型既有说服力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科学是否应当适应而是如何适应，如果科学想恢复公众的信任。 ——伊恩·哈格莱沃斯（lan Hargreaves）和加利特·弗格森（Galit Ferguson） ——摘自报告《谁误解谁》